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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氏真医疯癫郎中治疗肿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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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在有志与明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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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9-5-20 15:05:28 |显示全部楼层
我家几代业医,曾祖父是清太医院医士,祖父是太医院御医,先父自幼随祖父看病,祖父去世后,父亲就到太医院当实习医生,当时叫做肆业生、恩良生。由于父亲聪颖好学,从师多人,逐渐升为医士。后因替老师随老佛爷(慈禧太后)打猎,正值慈禧有病,由父亲出诊给她治疗,疗效很好,而升为御医。一年后又晋升为太医院院使(即院长)。清朝结束后成为北京一大名医。

我自幼年时,常看到许多病人来家中求治,有的呕吐,有的发高烧,有的扶着来……从小就体会到病人的疾苦。尤其耳濡目染先父不辞劳苦为病人治疗,即使夜间两点,父亲也常常出诊,许多疑难重病,经他治疗康复如初,在幼小的心灵中,我开始思索:父亲为什么能够这样做?而先父在诊余也常给我们讲医疗故事,十分振奋人心。他常讲病如何因为医生水平低而误治,由轻变重;又如何用药使病人起死回生等等。尤其他讲的有关钥匙的故事,使我至今难忘。

那天父亲拿着一把锁,问我们:“如果用铜或铁或四两金子来打钥匙,你说选哪个好?”当时我们年幼,都说要金子的。”父亲说:“打不开,因为四两金子打的钥匙太大,锁眼小。如果知道了锁的内幕,即使用铁片打的钥匙也能打开。”接着他又说治病用药也是这样,并不是贵重药才能治好病,只要知道发病的道理,很便宜的药也可以治好大病,所以说凡事贵在明理。”由于父亲的言传身教,家庭的熏陶,从幼小开始,我就决心像父亲那样做一个有用的人,立志做一个能为病人解除疾苦的好医生。

就这样,从七、八岁开始我就背医书,父亲因为业务忙,给我找了一位老师,就是他的学生瞿文楼,他是太医院医学馆四年制学校成绩最好的学生,以一等一名的成绩毕业,后来成为北京名医。他对我说:“看病分为两类,一是为了吃饭、赚钱;一是为了真正弄懂中医理论,为病人解除痛苦,做一代名医。”于是他指着书架上的书说:“那就得读许多书,背熟许多基本知识。”从那时起,我每天早晨四、五点起床背书,八点到老师家里抄方、听课,下午回家后读书,就这样把中医基础书如《黄帝内经》、《伤寒杂病论》、《温病学》、《濒湖脉学》等背得很熟。1934年,我通过了考核,开始行医应诊。时间不长,自己就觉得很苦恼。当时先父故去,自己对许多疾病的治疗效果还不好,因而觉得光背几本书还不行,还必须有丰富的临床经验。当时北京有几个名医,其中一个是韩一斋(清时御医)、一是汪逢春(当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),他们都是先父的学生。

那时我便虚心向他们求教,每天除了自己看书、看病外,就是听他们讲课,跟他们看病抄方。至今我仍坚持一边看病一边读书。我认为只有不断努力,才能充实自己。

求学是艰苦的。记得从1936年到1940年这四年之中,当时父亲已去世,我每天早晨五点到汪老师家里侍诊抄方,还开些丸药处方;九点后回家看病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。下午到韩老师家里给他抄方,听他讲病理、脉诊、舌诊;晚上八点以后又要到瞿老师家里,把一天之中自己和老师看过的病,有不明白的地方,向他求教,每至深夜方回。

我从小亲眼目睹父亲不分昼夜地热心为病人服务。后来又看到我的老师同样对病人无微不至地关怀、照顾,认真负责,常常在病人走后,还与我们一起研究下一步的治疗用药。这使我从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到做医生就应当勤勤恳恳地为病人服务。所以我现在虽年已七十,每天还看五十到六十多号病人,无论老少、地位高低,都热情接待。尤其重病人家属要求出诊,有求必应,从不收出诊费用。我觉得我自己有工资,生活有保证,儿女全能独立,为什么还要给病家增加不必要的负担?正因为从小就树立了为病人服务的思想,对病人有深厚的感情,多年来我才能这样做。

我从自己的经历中认识到:一个人要想成材贵在有志,但志向的树立和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家庭的教育和老师的培养。我衷心地祝愿年轻的父母们加强自身修养,把我们的孩子都培养成对国家有用的人材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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